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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既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转换、动能转换、方式转换的关键阶段，科技创新加速突破，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人口结构深刻变化，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加快，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加多元、精准和长期。越是在这样的阶段，越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金融改革发展，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走深走实。
所谓正确政绩观，落实到金融领域，就是不能简单以规模扩张论英雄，不能片面追求短期利润、局部增长和表面繁荣，而要把金融资源是否真正流向实体经济、是否有力支持国家战略、是否有效促进共同富裕、是否牢牢守住风险底线，作为衡量金融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不是简单增加金融供给，而是提高金融供给质量；不是追求金融体系自身“体量更大”，而是推动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更强”；不是让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套利，而是让资金更高效地转化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民生改善和风险抵御能力。
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持续增强。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为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金融资源正在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小微、涉农领域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些变化表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正在从“量的扩张”更多转向“质的提升”。
回答金融发展“为了谁”的根本问题
金融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人民性。金融不是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循环体系，也不是单纯逐利的资本游戏，而是配置资源、服务发展、管理风险、改善民生的重要制度安排。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把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过去一段时期，少数领域曾出现过重规模轻质量、重速度轻结构、重局部利益轻全局安全的倾向。有的地方把金融业增加值、信贷投放规模、金融机构数量作为主要政绩指标，却对资金是否真正进入实体经济关注不够；有的金融机构偏好抵押充足、收益较快、风险较低的传统领域，对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涉农主体等轻资产、高成长但不确定性较高的主体支持不足；有的业务创新以“金融创新”之名行监管套利、资金空转之实，表面上提高了金融活跃度，实际上增加了风险隐患。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政绩观偏差在金融领域的表现。
正确政绩观要求金融工作跳出就金融论金融的局限，坚持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评价金融成效。看金融工作做得好不好，不能只看贷款增加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机构网点扩张了多少，更要看资金投向是否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融资结构是否更加适配现代化产业体系，金融成本是否更加合理，企业和群众是否真正受益，风险是否得到有效防控。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金融越要发挥“水利工程”作用，把资金活水引向最需要支持、最能形成长期回报、最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推动金融发展从“规模偏好”转向“效能优先”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结构”，难点也在“结构”。当前，我国金融总量已经较大，金融体系门类较为齐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信托等金融业态不断完善。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金融供给，而是供给是否精准、是否高效、是否可持续。正确政绩观要求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部门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优化结构、提升效率、防控风险上，推动金融资源配置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从宏观经济看，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1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0%，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3.9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1%，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80%。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正在更多依靠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效率提升。与此相适应，金融供给也必须从过去较多依赖土地、抵押物、政府信用和房地产链条的传统模式，转向更加重视技术、数据、知识产权、订单、供应链、企业成长性和未来现金流的新型服务模式。
例如，科技型企业往往具有轻资产、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特征，传统信贷模式看重抵押物、历史利润和稳定现金流，容易造成“看得见厂房设备，看不见技术价值”的问题。近年来，金融机构围绕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积极探索认股权证贷款、投贷联动、“贷款+外部直投”以及股债协同等服务模式，推动授信评价体系从侧重资产、担保、盈利等传统指标，转向更加重视技术水平、团队能力和成长潜力，更好适应科技型企业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的发展特点。中国人民银行4月2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比上年末高0.2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增速比上年末高1.1个百分点。这正是金融供给结构优化的具体体现。
再如，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也是金融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方向。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企业，研发周期长、设备更新快、资金需求大，既需要短期流动性支持，也需要中长期资金陪伴。一些银行围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领域，推出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设备更新贷款、供应链金融、并购贷款等综合服务，更好地匹配企业生产周期和回款周期。金融支持制造业，不仅要解决“有没有钱”的问题，更要解决“资金期限是否匹配、资金成本是否可承受、金融服务是否贯穿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的问题。
以“五篇大文章”为载体优化金融资源时空配置
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实践场景。所谓“大文章”，并不是简单增加几个业务条线、推出几类金融产品，而是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需要，系统重塑金融服务理念、组织机制、评价标准和风险管理方式。
科技金融要突出“耐心资本”和“价值发现”。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科技创新，也离不开与创新周期相匹配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具有高不确定性，不能用传统信贷的短周期、强抵押逻辑简单衡量。金融机构应完善科技企业专属评价体系，把研发投入、专利质量、技术壁垒、人才团队、市场前景、产业链地位等纳入授信评价；资本市场应进一步发挥支持创新资本形成的作用，畅通股权融资、并购重组、债券融资渠道；保险机构可围绕研发中端、知识产权、首台套装备、网络安全等提供风险保障。以正确政绩观发展科技金融，就是要看金融是否真正支持了“从0到1”的原始创新、“从1到10”的成果转化和“从10到100”的产业化扩张，而不是简单追逐短期热门赛道。
绿色金融要突出“转型价值”和“长期约束”。我国绿色贷款保持较快增长。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8.1万亿元，同比增长17.6%，一季度增加3.29万亿元。绿色金融快速发展，一方面为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生态保护等领域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需要注意的是，绿色金融不能只支持“纯绿”项目，也要服务钢铁、化工、建材、电力等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金融机构既要防止“伪绿色”“漂绿”行为，也要避免简单抽贷、断贷导致转型主体融资困难。以正确政绩观发展绿色金融，就是要把碳减排、资源效率、环境绩效和产业升级结合起来，以金融约束和金融激励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普惠金融要突出“可得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稳就业、保民生、促创新的重要力量，但长期面临信息不对称、抵押不足、风险定价难等问题。2026年一季度末，人民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3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增速比各项贷款高4.6个百分点，一季度增加1.8万亿元；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54.32万亿元，同比增长6.7%。这些数据表明，金融服务薄弱环节的力度持续增强。但普惠金融不能停留在“覆盖多少户”“投放多少量”，更要关注企业融资成本是否下降、续贷是否顺畅、信用贷款占比是否提高、金融服务是否便利。特别要防止过度授信、多头借贷和不当营销，让普惠金融真正成为小微主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器，而不是新的负担来源。
养老金融要突出“长期稳健”和“人民需求”。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3.0%；65周岁及以上人口2.24亿人，占15.9%。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提出了更高要求。金融机构应围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丰富长期稳健、风险适配、透明规范的养老金融产品；围绕养老社区、医养结合、康养服务、适老化改造等领域提供融资支持；围绕老年群体加强消费者保护，防范养老金融诈骗和误导销售。养老金融的政绩，不能看短期销售规模，而要看是否增强了居民养老保障能力，是否提升了养老服务供给质量，是否真正回应了人民群众对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期待。
数字金融要突出“技术向善”和“风险可控”。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金融服务方式。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金融机构可以更好识别信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尤其有助于服务小微企业、农村地区和长尾客户。但数字金融不是流量金融，更不是无边界扩张。以正确政绩观发展数字金融，必须坚持服务实体、保护数据安全、维护公平竞争、强化算法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数字化水平高不高，不只看线上化率、用户数和交易量，更要看是否提升了金融可得性、是否降低了服务成本、是否增强了风险识别和合规管理能力。
构建激励相容的考核评价与资源配置机制
政绩观是否正确，最终会体现在考核指挥棒上。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取得实效，必须改变单纯以规模、速度、利润、排名为核心的评价方式，建立更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考核体系。对金融管理部门而言，要更加重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效、重点领域融资满足度、薄弱环节服务覆盖面、风险防控有效性和消费者保护水平。对金融机构而言，要优化内部绩效考核，避免基层机构因短期利润压力而“不敢贷、不愿贷、不会贷”。
一方面，要建立差异化考核。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等领域具有不同风险收益特征，不能用房地产贷款、传统抵押贷款的标准简单衡量。科技企业前期亏损并不必然意味着没有价值，绿色转型项目回报周期较长并不代表不值得支持，小微企业单户金额小并不说明服务价值低。要针对不同领域建立专业化、长期化、差异化的评价体系，完善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让金融机构敢于服务、善于服务、持续服务。
另一方面，要强化政策协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金融部门单兵突进，而是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科技政策、区域政策、环保政策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对于科技创新项目，可以通过政府引导基金、风险补偿、融资担保、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科技成果评价等机制降低金融机构识别成本和风险成本；对于绿色转型项目，可以完善碳核算、环境信息披露和转型金融标准；对于小微企业和涉农主体，可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信用信息共享、财政贴息等作用。只有政策协同更加顺畅，金融资源才能更精准、更有效地抵达实体经济末梢。
在改革发展中动态筑牢金融安全底线
正确政绩观不仅要求积极作为，也要求守住底线。金融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越向纵深推进，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没有风险底线的发展不可持续，脱离服务实体的创新也难以长久。近年来，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等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持续推进，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取得积极进展。面对复杂形势，金融工作必须坚持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防风险并不意味着不发展，稳健经营也不等于消极避险。正确政绩观要求在服务发展中防控风险，在防控风险中促进发展。一方面，要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严控违规套利、过度加杠杆和资金空转，引导金融机构把更多资源投入真实生产、真实贸易、真实消费和真实创新；另一方面，也要防止风险偏好过低导致金融供给不足。对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具有真实经营场景和长期发展前景的企业，金融机构应通过改进风控模型、完善增信机制、优化产品设计，提升服务能力，而不是简单以“无抵押、无利润、无经验”为由拒之门外。
尤其需要看到，高质量发展本身就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依托。只有实体经济基础更加稳固，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居民收入和就业更加稳定，金融资产质量才有坚实支撑。反过来，如果金融资源长期错配，过多流向低效率领域和泡沫化领域，看似短期风险较低，实则会积累更大的结构性风险。因此，以正确政绩观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资源配置中体现长期主义，在风险管理中体现系统观念，在业务发展中体现人民立场。
以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作为最终检验标尺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成效，要由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来检验。检验金融工作政绩，不能只看金融体系内部指标，而要看实体经济是否更有活力，科技创新是否更有支撑，企业融资是否更便利，居民金融服务是否更安全，经济循环是否更顺畅。2025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增长8.1%，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增长10.8%，这些数据背后，既有创新主体自身努力，也离不开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持续支持。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金融服务的重点也应更加聚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培育未来产业和推动共同富裕。
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实践成效，还要进一步提升金融工作的人民性。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不只是服务大项目、大企业、大城市，也要服务千千万万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和普通家庭。无论是小微企业获得一笔续贷资金，还是农户获得一笔生产经营贷款；无论是老年人买到风险适配的养老金融产品，还是新市民享受到便利安全的金融服务，都是金融工作人民性的具体体现。金融机构只有真正把客户需求、实体痛点和社会价值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改革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有效融资需求有待进一步激发，部分领域风险仍需持续化解，直接融资比重仍需提升，长期资金和耐心资本仍显不足，金融机构专业能力和治理能力还需增强。越是面对这些挑战，越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保持战略定力，不搞急功近利，不搞层层加码，不搞脱离实际的“数字政绩”，而是扎扎实实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总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金融工作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要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只有这样，金融才能真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才能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书写更加坚实、更有温度、更可持续的新答卷。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副校长）